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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新华网北京1月8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８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大会。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王泽山、侯云德获最高奖 人民网北京1月8日电 （记者 魏艳 李岩）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经学科专业评审组、评审委员会和奖励委员会三级评审，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出271个项目和9名科技专家。 具体授奖情况如下： 1、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 2、 国家自然科学奖35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33项； 3、 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62项； 4、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0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21项（含创新团队3项），二等奖146项；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7人：厄尔·沃德·普拉默（美国）、肖开提·萨利霍夫（乌兹别克斯坦）、张首晟（美国）、菲利普·戴维·寇茨（英国）、陈德亮（瑞典）、施扬（美国）、保罗·斯潘诺斯（美国） 链接阅读：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 走近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泽山 刘诗瑶 来源：人民网-科技频道 王泽山院士在检测自动装置系统 朱志飞 摄 1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走上了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这位老人虽年过八旬，精神矍铄。听说他获奖，很多人感慨：真是实至名归。 他60多年来专注于研究火炸药，带领团队发展了火炸药的理论与技术，突破了多项世界性的瓶颈技术，一系列重大发明应用于武器装备和生产实践，为我国火炸药从跟踪仿制到进入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我国火炸药实力进入世界前列的传奇。 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 行业里的人尊称王泽山为“火药王”，他却自谦地说：“那是因为我姓王。” 黑火药是现代火炸药的始祖，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然而近现代以来，我国的火炸药技术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而王泽山通过现代技术，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效能、工艺推进了一大步，使中国古老的发明重新绽放出新的活力。 王泽山出生时，家乡东北就已被日军占领，经历过战乱和苦难，他从小就将“强国方能御侮”的道理铭记于心。1954年，19岁的王泽山怀揣着强国梦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选择专业时，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大冷门”——火炸药专业。大部分考生嫌弃这个专业过于基础、枯燥和危险，纷纷主动填写与空军、海军有关的热门专业。王泽山却毫不怀疑自己的选择，“专业无所谓冷热，任何专业只要肯钻研都会大有作为。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火炸药是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领域。”从那时起，火炸药研究就成了他的毕生追求。 因为热爱，所以投入。历经数十年钻研，王泽山在含能材料工程领域获得多项重大研究成果，成为我国火炸药学科带头人。他于上世纪80年代首创了火炸药资源化系列再利用技术，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术支撑，是我国火炸药领域军民融合道路的开拓者，该技术获得1993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自上世纪90年代起，王泽山通过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发明了低温感含能材料，并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技术获得1996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彼时成为“双冠王”的王泽山已经61岁了。“别人都劝我功成身退，但我的生活早就跟科研分不开了。一旦离开，我就感觉失去了生活的重心。”王泽山说，每次获奖既是荣誉，更是激励和召唤。“关于火炸药，我们需要加深的认识和亟待攻克的难题还有很多。” 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的20年里，王泽山利用自己另辟蹊径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终于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射程与模块装药技术。依照他独创的补偿装药的理论和技术方案，火炮用一种装填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度提升了远程火炮的打击能力。通过实际验证，我国火炮的射程从此能够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降低25%以上，其弹道性能全面超过所有国家的同类火炮。该项技术获得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王泽山院士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朱志飞 摄 用“科学”指导科研工作 人人都好奇，王泽山为什么总能创新？ “我的秘诀，就是用‘科学’指导科研工作。”王泽山将这个“科学”概括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做研究首先要有科学精神。从事火炸药事业，要勇于担当，接受了国家的任务就一定要做好。”王泽山说，除了这份高度责任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还要敢于超越、精益求精。 “科学态度就是科研上不要使巧劲，不要追求短平快的项目。还要能坚持，为了实现目标，遇到困难绝不动摇。”王泽山说，有一些“很聪明”的同事，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思维和似乎有价值的观点，经常在研究高峰期间，突然提出更动人的见解和新的方向，他们立志快，转变快，结果往往一场空。 关于科学方法，王泽山有一番独特的心得。 “人要恰当地估价自我，清楚自己的能力和可以掌控的范围。”王泽山说，他的选题原则是“客观需要、国际前沿、有能力解决”。课题研究中，他会随时约束自己的行动，不是什么都重要，要能舍得丢弃，才能对选定的课题精心、执着、顽强地攻关。 其次，王泽山看重“求本”（追求本质）的思维方法，即注意在众多方面因素中，找到事情或者话语的核心，透过现象看本质。据王泽山的学生孙金华回忆，王泽山带领学生做研究时，总是反复叮嘱他们不能流于表面，对于在实验中获取的各类数据，他都会亲自核对、仔细分析，不会忽略和放过期间出现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 最后，王泽山强调，遇到问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过和思考过后，一方面认识的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是对问题的理解也愈加集中和深入了。”王泽山说，“为什么”之后，过程往往还没完结，这时还要问“它还存在什么问题？”“能不能比它还好？”“怎么做才能比它还好？”也就是在“为什么”的基础上，上升到“怎么做”的层次。 王泽山院士在实验室 朱志飞 摄 好像永远不知疲倦 王泽山是一个特别珍惜时间的人。 玩微信、学开车、网络订票、做flash动画……大家戏称80多岁的王泽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80后”，他永远都在了解和学习最新潮的技术和事物。可王泽山做这一切，并非仅仅是“不服老”，“我主要是为了工作能够再快些。”王泽山说，学开车是为了方便去工厂测试、实验；学会使用智能手机，是为了随时查看保存的设备图片；在外地出差叫出租车，是省去让对方派车来接的时间。王泽山不想为任何琐事浪费研究的时间。 “王老师好像永远不知疲倦。”他身边的人都这样说。王泽山家里的灯是最早亮、最晚灭的。只要没有特殊安排，他会在晚上九点半左右休息，然后凌晨两三点起来工作。“白天的事情太多，凌晨特别安静，适合思考问题。”王泽山说，他通常工作到上午9点到办公室，和各种人商量事情。中午随便吃点饭，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起来继续工作。 王泽山空闲的时间也都在思考。因为一边思考一边走路，他也闹出过不少进错楼、跑错房间、错乘火车铺位的笑话。平时，他的夫人为他倒好了咖啡，他却因为入神思考而忘记喝掉，夫人总是不得不把咖啡热了一次又一次。 生活里“争分夺秒”，他却舍得扔大把时间在试验场。即使已经八十多岁，王泽山一年还有几乎一半时间在试验场。团队冬天时在内蒙古靶场做实验，气温达到零下几十度，冷到高速摄像机都“罢工了”，王泽山却始终和团队一起驻守。他说，这样既是为了能准确收集一手数据，也为了确保整个实验过程安全有效。“只有亲临现场指导实验，我才能够放心。” 随着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慕名而来，他也越来越忙碌，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做”。哪怕只是在短暂的候车时间，王泽山都会拿出他随身带的包包，那里装的是他日夜思考的火炸药相关问题。“只要国外没有做的和做不成的，我要想办法做出来。因为火炸药研究已融入我的一生，我这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别的我也做不来。” 王泽山说：“我从事科学工作，更加明白科技的力量。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人有责，我会在国家和团队需要的时候，为继续创造世界一流的火炸药成果而努力！”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侯云德：60年织就防病健康网 冯华 来源：人民网-科技频道 侯云德是谁？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名单公布后，对这位鲜少在媒体上露面的科学家，不少人都发出了好奇的一问。 同样的问题，60年前也被人问过。当时，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意询问：“侯云德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论文怎么会发表这么多？”不怪编辑好奇，这位中国留学生在前苏联学习的3年半时间，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并在仙台病毒等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最终直接越过副博士，被原苏联高等教育部破格授予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一辈子与病毒打交道，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应当是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做出更加切身的贡献。” “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集毕生精力编织传染病防控网络 2008年，侯云德79岁。这一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这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经过去5年。公众或许已淡忘了当时的恐慌，侯云德却不敢忘。“‘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在历史上是可以让一个国家亡国的，老的控制了，还会不断出现新的，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这位少时立志学医、并且要当名医的科学家，一生都在为祖国的防病事业而奋斗。 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楼门口留影 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又忙碌起来，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战很快来临！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人数上万名。在国务院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这个组长可不好当，相当于坐在火山口上，责任重大。一旦判断失误，防控不当，疫情就有可能蔓延。”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董小平研究员回忆说。 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 在疫情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建议的侯云德，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打两针是国际共识，只打一针，万一达不到免疫效果呢？ “科学家要敢讲真话，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不能只计较个人得失。”侯云德是有底气的。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结合新疫苗的抗体反应曲线和我国当时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注射能力，侯云德坚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种的免疫策略。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认为一次接种预防甲流是可行的。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据来自清华大学第三方的系统评估，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5倍以上。这一重大研究成果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一流科学家高度赞赏和一致认同，获得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侯云德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MERS、寨卡、H1N1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N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卫计委科教司监察专员、“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主任刘登峰表示。 是“中国干扰素”之父，更是杰出的战略科学家 侯云德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名战略科学家。他的很多科研成果和举措，在当时都是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并且影响深远。 “中国干扰素”之父，是业内不少人对侯云德的尊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扰素制备成治疗药物，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但价格极为昂贵。 侯云德敏锐地捕捉到基因工程这一新技术，1977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突破使侯云德深受启发：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到细菌中去，使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工厂”来生产干扰素，将会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他带领团队历经困难，终于在1982年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 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α1b 型干扰素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并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作用小，治疗病种多。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后，侯云德带领团队又相继研制出1个国家I类新药（重组人γ干扰素）和6个国家II类新药。 侯云德院士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1992年工作会议上发言。 侯云德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没有固守书斋，不仅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更推动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的产业发展。 “我现在还记得，26年前在侯云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打开抽屉给我看，一抽屉都是各种各样的论文。侯先生说，这些科研成果如果都能转化成规模化生产，变成传染病防控药品，该有多好啊！”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回忆，那时缺医少药，很多药都需要进口，而且价格高昂。 一年后，在一间地下室里，当时60多岁的侯云德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药物股份有限公司。 侯云德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将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转让十余家国内企业，上千万患者已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时的干扰素药品100%进口，300元一支，一个疗程要花两三万元。现在的干扰素90%是国产的，价格下降了10倍，30元一支。但是侯先生还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希望价格能再降到20元钱、10元钱，让普通百姓都能用得起！”程永庆感慨地说。 侯云德的战略性，还体现在他对国家整个生物医药技术发展的顶层设计。 “侯云德院士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大家，在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侯院士在把握方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钦佩地说。在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863”计划中，侯云德连续担任了三届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他联合全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出色完成了多项前沿高技术研究任务。顶层指导了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的布局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国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倍。 “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侯老师能够做出方向性的判断，靠的不是拍脑门，而是长期以来扎实的积累。”侯云德的学生、中国医科院病原所所长金奇研究员告诉记者，尽管已是89岁高龄，但侯老师的勤奋，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上。 “侯老师每天都会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的最新动态，并且亲自翻译、撰写，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参阅。每期都有上万字，两周一期，已经写了200多期。”金奇说，他读研究生时，侯老师工作非常忙碌，但仍然会在下班后到实验室找学生聊天。“聊什么？聊的就是他掌握的最新技术和动态，通过侃大山的方式实时输送给我们。侯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对年轻人，在培养提携上总是不遗余力。”
侯云德院士指导实验。 在学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无私的，愿意将自己的知识与技术传授给他人。在做干扰素研究的初期，试剂紧缺，都是他自己从国外背回来的，但其他同事有需要，他二话不说就分享给大家使用；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实验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后，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取经，侯云德乐于分享，从不留一手，常常还要赔上昂贵的试剂。有人认为他这么做不利于保持本室的技术优势，他却不以为然。“我国科学家应当团结起来，不能把持技术不外流，技术优势要靠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员告诉记者，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先生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车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们问他想换辆什么车？侯先生说，带轱辘的就行。生病住院，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武桂珍说，侯先生所思所想所求，都是我国的防病事业。在他身上，深深映刻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采访时，谈及自己的科研成果与成就，侯云德院士谦虚地笑了：“我做的都是分内之事，只是认真做了，并没有很特别。而且很多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是领头人而已。” 今年89岁的侯云德，仍然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饭。据说，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因为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实验。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老人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完） 侯云德院士简介 侯云德，1929年生于江苏常州，前苏联医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我国分子病毒学、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成功研制了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干扰素α1b等8种基因工程药物，主导的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技术应对和科技攻关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对流感大流行的首次成功干预，获省部级以上奖励35项，排名第一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个人小传：“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致力于科技创新和人民防病事业60年。 主要简历： 侯云德，江苏常州人，192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我国生物医学领域杰出的战略科学家和卓越的科技工作者，我国分子病毒学和我国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我国现代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 1958—1962年，前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获医学博士(破格) 1962年归国，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三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 1993年，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药物—基因工程人干扰素α1b，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4年，我国首次对甲流H1N1流感大流行有效防控及集成创新性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获奖情况：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排名第一）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6项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三等奖1项 卫生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0项 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 1994年获何梁何利医学基金奖 1996年获中国医学科学奖 2009年第四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2015年获首届树兰医学奖 主要成就和贡献：侯云德院士从事科研工作60年，他始终围绕疾病防治需要，在以下四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奠定我国分子病毒学基础； 二：引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研制； 三：推动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发展； 四：构筑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 专访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志敏： 2017年度国家科技奖励试行定额评审制度 三大奖总数不超300项 人民网北京1月8日电 （记者 魏艳 王天乐）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是我国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对科学技术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有力杠杆，它对于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前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志敏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的奖励评审工作继续拓宽了专家和学术组织推荐渠道，细化专用项目评审组，加强专用项目审查，并不断增强评审的公开透明度，有效地保障了奖励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
